从网上反应看，感觉不太理想的是分析性的评论少，总的来说反映的是一种公众情绪。公众说什么的都有，也有的相当过激，你也不能要求他说得都客观。但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引起这么多的关注？为什么人们有这么大的情绪？本身就是一个需要引起高度注意的事情。

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革期间收入差距扩大是不可避免的。过去我们搞的是平均主义，在正常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必然出现收入差距扩大，这会引起一些群众的不满情绪，都在正常范围之内。比如说人力资本回报的上升，高级技术人员、科研人员、高级管理人员的收入快速提高，是正常的，不如此中国怎么能有技术进步呢？但是你不可能用心理不平衡来解释这么大的群众情绪。

 

记者：公众对正常的收入差距，还是抱着一种宽容的态度。即使是收入低的人也认为应该提高人力资本的回报率。比如对奖励袁隆平五百万，农民就没意见，甚至认为奖励一千万也应该。

 

王小鲁：农民收入是很低的，我们在农村做过调查，他们多数认为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城乡差距是基本正常的。城镇居民多数对企业家正当经营得到的高回报也是理解的。但是问到腐败、以权谋私，就没有人同意了。所以冷静下来说，大部分人对由于正常的市场化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是理解的。

 

记者：最不满的就是非正常收入。

 

王小鲁：是，现在导致非常强烈的公众情绪、甚至导致社会问题的，其实主要就是腐败和非正常情况下的收入分配。因为这是最不公平、最不公正的一部分收入。不要以为老百姓的不满只是因为对收入差距心理不平衡，是“非理性”情绪。这种情绪主要是对贪污腐败、钱权交易、巧取豪夺的不满。

 

记者：但是有些学者称收入差距没有说的那么大，认为现在全国算一个基尼系数不合理，应该城乡分开算，应该各地区分开算。

 

王小鲁：那中国还是一个国家吗？中国要分成一个农村国、一个城市国吗？31个省市自治区要分成31个国吗？基尼系数说的就是一个国家的收入差别，怎么能分开呢？我们总得正视现实吧？我们的研究证明，事实上中国目前的收入差距比想像的还要大。而且这主要是非正常收入造成的。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我们这个民族在发展中要同舟共济往前走。不能谁捞着了算谁的，不顾他人死活。

 

当然，我不是一概反对收入差距扩大。通过正当途径导致的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扩大，有其合理性，是应该允许的，否则就只能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回到平均主义时代，可是那样的话中国没有出路。

 

记者：我们曾采访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他认为中国不存在两极分化。当然他所说的“两极分化”有严格定义，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工人的绝对贫困化和资本家的绝对富有。他说，中国不是这种“两极分化”，而是“水涨船高”，大家都高了，只是在这高的过程中产生了差距。

 

王小鲁：中国确实没有出现绝对贫困化，绝大部分人改革开放以来生活水平是提高了，是“水涨船高”。但是“绝对贫困化”在当今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存在。而中国现在的收入差距在急剧扩大，明显超过了多数西方国家，比这些国家矛盾更尖锐。因为这些国家经过过去多少年的发展，形成了一套制度体系，一方面保障收入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有社会保障制度和收入再分配机制来保障最低收入阶层的利益，保障一般老百姓最低的生活需要，保证他们在经济增长中间也能分享到一部分成果。

 

而中国现在在制度上不完善，因此导致了大量腐败和灰色收入，这使改革和经济增长的成果逐渐向少数人手里集中。一方面少数人通过不正当途径暴富，另一方面相当数量的人收入增长缓慢或者停滞。即使没有出现绝对贫困化，这种情况也是不正常的，而且从趋势上看是很危险的，将带来严重的社会冲突。另外，社会保障和再分配体制也不完善，能达到的保障水平也非常有限。加上前一个时期医药费、教育费负担过重，给低收入居民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在这方面，最近几年中央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取消农业税，免农村学杂费，建立农村低保，健全社保体系，这都是非常必要的，这是雪里送炭。但同时非常重要的是需要堵住制度上的漏洞，消除腐败和收入分配方面的混乱局面。